志愿柯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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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娘舅”化解“疙瘩事”

近年来，司法部门着力推广特色人民调解工作室，在预防化解基层矛盾纠纷、维护社会稳定中充当了重要角色。在农村，还活跃着一支普法队伍，他们大多由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担任，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，打通法律服务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。目前，全区已成功培育16个特色人民调解工作室，区人民法院还成立了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吕福兴诉调对接工作室。同时，49名律师、25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担任全区338个行政村（居、社区）的农村法律顾问，覆盖率达100%。

“老娘舅”调解团

家长里短化矛盾

夫妻闹离婚他们管，婆媳不和他们管，儿女不赡养老人他们管，邻里间有矛盾他们也管……他们就是柯岩街道余渚“老娘舅”调解团。

“刚刚调解了一起婚约纠纷。”近日，记者来到余渚“老娘舅”调解室，“老娘舅”之一钱彩文正在整理调解资料。事情是这样的，28岁的小芳（化名）和29岁的小峰（化名）经人介绍后确定恋爱关系，拍了婚纱照，定下了结婚日子。正当小情侣喜气洋洋准备结婚时，小芳意外发现小峰在欺骗她。“订婚后他的工资交我保管，现在结婚要花费不少，我就拿出这些钱让他去安排，结果钱用完了，很多事情都没安排。”小芳说，结婚前他就经常说谎，这婚不能结，于是她提出分手。

而小峰也觉得郁闷，就因为这个原因两个家庭闹翻了，还闹到了居委会，“老娘舅”调解团了解事情缘由后，便进行了劝和。“你们没有原则性的问题，就因为这个小事分开太不值了，双方心平气和把事情说说清楚不就好了。”钱彩文在一边劝小芳。“小年轻能到谈婚论嫁说明感情基础还可以，作为男的去认个错，让女方知道你的诚意。”另一边，调解团成员吴传虎开始劝小峰。

但最终双方因在气头上执意要分手。既然分意已定，钱彩文就让他们坐下来谈解除婚约的条件。

“小峰不是柯岩本地人，当时他还有顾虑。”钱彩文说，当天小峰那边来了6个亲戚，从上午11点多开始一直谈到下午4点。“最后双方算是好聚好散，虽然没能走到一起，但也算了了一个心结。”钱彩文说，村里许多家长里短的矛盾，“老娘舅”调解团介入后，可能会更合适点。

2016年6月，余渚居委会的钱彩文、吴传虎、唐阿大三位退休老人组成了“老娘舅”调解团，负责接待居民，调解纠纷。三位“老娘舅”在调解矛盾纠纷时，也定下了“四心”原则：接待当事人要诚心，处理纠纷要热心、说服教育要耐心、解决问题要公心。成立两年多来，已成功调解80多起民间纠纷。

“三个人都非常热心，很多调解不了的纠纷，到了他们那里都能迎刃而解，现在居民矛盾少多了，为居委会和谐安定作出了很大贡献。”余渚居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。

本报记者陈丹梅

“洋娘舅”出马

大家好才是真的好

“洋娘舅”出马，和和气气就把协议达成了。今年9月，5名外籍调解员组成了柯桥首个“洋人调解室”，截至目前，已成功调解十多例涉外经济纠纷。

“洋娘舅”成员之一——36岁的阿杜是巴基斯坦人，他的爷爷和父亲在巴基斯坦也是“老娘舅”。在柯桥做了15年生意，阿杜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现在他每天都要接到一两件求助。

前不久，在柯桥国贸中心的赵先生找到了阿杜。原来，赵先生和一位名叫卡扎菲的巴基斯坦客户已经做了七八年生意，彼此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。但这一次，卡扎菲欠他的60多万元货款却迟迟不还。

阿杜立即请卡扎菲到自己的工作室，看到卡扎菲一脸苍白，便为他递上一杯咖啡。经了解，卡扎菲的合作伙伴生意上出了意外，拖欠卡扎菲60多万元货款长达一年之久。卡扎菲既为无法兑付货款给赵先生感到十分愧疚，也为自己无法开展正常的贸易感到苦恼。这样的情绪还影响到了他的身体，为此生病而上了医院。

听了卡扎菲的倾诉后，阿杜当即拨通了卡扎菲合作伙伴张女士的电话：“你好，我是阿杜……”因为懂得沟通方式，在阿杜的耐心协调下，张女士表示今年年底前兑付全部货款。

如此一来，不光是卡扎菲，还有赵先生，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赵先生告诉记者，由于资金原因，自己也拖欠了客户货款，被催钱的滋味真不好受，除了转让一个小门市，这几天刚刚办了手续，打算将住房抵押，来支付欠款。“现在，经过阿杜的协调，我也理解了卡扎菲的难处，心里也算是吃了定心丸。”

“虽然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可以上法院走法律程序，但大家都是生意人，又是多年的客户，彼此间建立了友好关系，如果能够平和地解决，就没必要闹得太僵。”阿杜说，用中国话来说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

本报记者张影文/摄

法律顾问进村

服务百姓“零距离”

“到农村去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赵金法是浙江慈益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，同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：农村法律顾问。

安昌、马鞍、兰亭……十余年间，赵金法的足迹遍布这些镇街的联系村。在做好事务所内工作的同时，向村民宣传法律法规，为村民调解纠纷、提供法律援助，穿梭于城市与农村之间。

“我的第一个联系村就在安昌，现在街道13个村都是我在当农村法律顾问。”作为一名律师，同时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安昌人，赵金法很高兴能够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服务村民。“律师走进村，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法懂法，在法律的轨道上去解决争执，保障权益。”

曾经有一次，安昌街道西扆村有位村民在上班时被高温的染缸烫伤，属于工伤，但究竟要向企业索要多少赔偿金，该村民因不懂法而陷入了困境。于是，他专门向赵金法求助，“当天我就按照国家规定的赔偿项目与标准，给他罗列了一张清单，让他尽力维护好自己的权益，减少损失。”赵金法说。

还有一次，安昌大山西村村民沈军（化名）停放的摩托车被他人骑走，却在路上把大和村的村民钱煜（化名）撞成伤残，车主报警后，公安机关无法查清摩托车是否被盗。据赵金法介绍，起初，钱煜提出赔偿2万元，但沈军只愿意赔偿8000元，“他们找我出面协调，钱煜被撞成十级伤残，情况比较严重，受伤方已要求按国家标准赔偿，经调解，受伤方同意赔偿6万元，但沈军始终坚持只愿赔偿8000元。”最终，双方上了法庭。法院认为：沈军的摩托车无法确定被盗，且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交纳交强险属于违法，法院判决其赔偿受伤方10多万元。“这是一起典型的反面教材，由于车主缺乏法律意识，至少应当为摩托车交纳交强险，以减少自己的损失。这样的案例很有教育意义，我在给村民上法律课时，也时常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为了小钱而花大钱。”赵金法说。

赵金法不仅承担专业法律顾问的功能，还扮演了普法员、调解员等角色。赵金法坦言，自己非常热爱这份工作，“与村民‘拉家常’，双方建立信任，使农村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和谐发展，非常有意义，我会一直坚持下去。”

本报记者姚陶祎